家庭及伴侣咨询

采访李维榕:家庭治疗何去何从?
分类:家庭及伴侣咨询   |   发布日期:2019-12-05 14:16   |    人阅读   |   作者:和风心理

采访李维榕:家庭治疗何去何从?
本文为意大利家庭治疗大师Maurizio Andolfi对李维榕老师的采访。英文原文来自意大利期刊《Terapia Familiare》。
 
Maurizio Andolfi 个人档案:莫里齐奥·安德尔菲(Maurizio Andolfi)是意大利儿童精神病医生和家庭治疗师。他是罗马La Sapienza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家庭心理治疗学会(Accademia di Psicoterapia della Famiglia)的创始人和董事,S.Andolfi基金会的创始人,意大利杂志 《家庭治疗(Terapia Familiare)》的主编,欧洲家庭治疗协会联合创始人,意大利家庭治疗协会前任主席。1999年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协会(AAMFT)伴侣和家庭治疗特别贡献奖获得者,2016年在美国家庭治疗学院(American Family Therapy Academy)获得终身成就奖。安多尔菲在美国与萨尔瓦多·米努钦和卡尔·惠特克(Carl Whitaker)共事多年。他现在为世界各地的临床医生和机构提供咨询。他发展了一种多代的方法来与儿童和青少年以及成年人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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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90年代认识李维榕的,当时我经常去纽约的米努钦中心主持研讨会。他们总是由米努钦指导的治疗师与家庭进行现场咨询。不幸的是,由于工作环境的关系,我们当时的相识是非常表浅的。尤其今天,在进一步了解了她之后,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我们真正的见面是在很久之后的201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际家庭治疗协会 (IFTA)会议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另一个更好地了解李维榕的机会是去年在台北,在亚洲家庭治疗学院(AAFT)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她作为学会主席主持大会。
首先让我震惊的是她的宁静和自然的管理和协调复杂的国际会议,不论是会议注册她坐在秘书旁边帮助纷繁复杂的人流, 还是作为一个演讲者或主席期间的担任多个学术的演讲。
更让我惊讶的是,在她的全体会议上并没有使用PowerPoint演示文稿,这种演示文稿现在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并给了大学研究人员一种语气,但也可能相当冗长和平淡无奇。
不一样的是,她展示了与父母和孩子一起进行临床治疗的视频剪辑,这些视频是根据一项家庭评估方法精心挑选出来的,该家庭评估方法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进行描述。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在米努钦去世后,我现在几乎一直是“陈腐的”,因为在“学院的多媒体图书馆记录了我的治疗过程的视频并独家放映”,而让我暗自窃喜。
所以我不得不去台湾发现这样一个像我一样受教于一个伟大的教授的人, 我们会把孩子作为治疗资源放在治疗的中心,在不断增长的父母冲突中穿过一些危机,甚至这样的资源经常保持在父母离婚后。李维榕治疗儿童和青少年的各种障碍,从焦虑症到拒绝上学,从进食障碍到抑郁状态或社交退缩。影像中的中国家庭和孩子的图片(幸好有英文字幕),对我们西方人来说,这些图片属于一个非常遥远的世界,但它们的动态和三角关系与我们在意大利的家庭治疗和我们的书中看到的一样。似乎人类的普遍性确实强有力地出现了,即使是在不同的和特殊的文化特征中。李维榕看到孩子们的痛苦,但她并不处于保护他们的目的而把他们排除在治疗情境之外: 恰恰相反, 她重视孩子们对他们父母行为的批评的声音, 捕捉他们应对父母冲突时的生理反应,在治疗中为了一个明确的治疗目标而积极的使用它们。
我记得在二战前的几年里,阿克曼在家庭治疗运动之前最早把孩子放在家庭动力学的中心。然后他创造性的提出了孩子是父母冲突的替罪羊的比喻。阿克曼是米努钦的第一位教授,他为李维榕、为我自己、也为所有拥有好奇心和勇气让孩子们在家庭治疗中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访谈:
李维榕,你能描述一下过去25年中国家庭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吗?
仅仅用几句话很难描述出中国家庭结构在过去25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如此迅速的变化,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家庭变得越来越小,孩子越来越少。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儿童精神病专科的顾问。显然,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然而,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涉及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家庭动力似乎保持一致,当一方感觉受到对方的伤害或指责,他/她自然会转向孩子寻求支持,而孩子也会自然而然的向父母提供支持,这似乎是所谓的患病儿童的主要动力。这也有性别上的差异,母亲更容易感觉受到伤害或批评,导致母子或母女关系非常亲密而父亲处于边缘状态。虽然在少数情况下,扮演这个角色的是父亲。这种在早期家庭治疗文献中被描述的家庭结构似乎是我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遇到的最突出的家庭结构。
中国文化中最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影响家庭生活的?
如前所述的家庭结构是影响到家庭生活最相关的问题,因为这往往会导致一个非常孤独的和断开连接的婚姻关系,产生一个非常忠实的孩子维持或保护父母中的一个或两个,并以牺牲孩子的成长发育为代价。
中国的离婚率和西方国家一样高,这种现象是如何影响孩子的?
中国的离婚率现在已经达到了40%,据我观察,很多家庭在婚姻结束后的很多年里仍然有着强烈的仇恨情感。
青少年不适和冲突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他们是在家里表达更多,还是在外面的世界:学校,同龄人等等。
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儿童和青少年往往对父母的敌意非常敏感,并对其负责,他们在试图帮助父母时,往往会被情绪所困扰。他们倾向于内化而非外化,导致各种精神疾病的诊断,如抑郁、焦虑发作、进食障碍。许多拒绝上学的案例似乎与此密切相关。
老年人在中国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环境中是如何被考虑的?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也面临着新的调适。旧的孝道观念正在受到挑战,一些人甚至质疑孝道是否仍然存在。无论如何,孝道被转化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虽然社会期望照顾老人是家庭的责任,但老人知道他们不能依赖于孩子总是会照顾他们的旧观念。此外,传统上对儿子的依赖现在转变为对女儿的依赖,人们逐渐认为女儿更能延续家族传统。现在老年人中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们是最后一代照顾父母的人,也是第一代被孩子遗弃的人。”
家庭治疗是何时、如何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开始的?
家庭治疗大约30年前开始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出现。在中国,德国学派的系统家庭治疗被普遍认为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疗法,其次是结构家庭治疗。然而,近年来,许多其他的流派也盛行起来,每个流派根植于不同的背景中,许多大学开始提供家庭治疗作为社会服务培训课程的一部分。
中国家庭治疗的发展主要影响来自西方哪个流派?
家庭治疗在亚洲仍在发展。虽然许多从业者会声称他们的职业热情来自某一所学派,但我认为,总的来说,家庭治疗师仍在努力发展一种系统化的语言。
家庭治疗是如何被大众所接受并融入中国精神卫生系统的?
中国人非常注重关系。在经历了多年的历史环境的创伤之后,人们有了一种普遍的“受伤”的存在感。他们经常想要治愈伤口所以对家庭治疗师的需求很大。然而,治疗师往往更关注心理教育,而不是情感治愈或关系修复的过程。好消息是,许多中国精神卫生系统已经开始采用一个系统框架。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精神病医生对心理治疗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开药。
你是当今中国最杰出的家庭治疗师。你能告诉我们你的职业根源和发展吗?
我的专业根源可以在一本书中得到最好的理解:《掌握家庭疗法:成长与转变之旅》这本书是我与米努钦和乔治•西蒙合著的。在其中一章“狗屎画家”中,我描述了我的职业生涯,以及如何跟我的个人背景有关。我认为家庭治疗师的发展总是与他/她的个人经历有关。从移民美国到返回祖国,就像我在文章“狗屎画家的成长”中提到的,无论身在国外还是熟悉的土地,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这种我一开始并不喜欢的局外人的感觉,最终发展成了一种有用的视角,帮助我在看似陈旧的规范中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您在纽约与萨尔瓦多•米努钦关系密切:您能简要描述一下您在纽约的经历吗?20年前您回到中国时,您是如何运用米努钦的理念的?
我和萨尔瓦多·米努钦的友谊持续了30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督导关系,到21世纪初的同事和合著者,再到他去世前的持续合作和友谊。事实上,在一次共同去北京培训活动之后是他建议我可以考虑回到中国工作。
他对我的启发远远超出了结构式家庭治疗的范畴。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承诺的重要性和观察人际关系细微差别的视角。在我回到亚洲的20年里,我有幸每年与他共度一周左右的时间,直到他去世。这一年一次的对话对我来说太特别了,他们将陪伴我一生。
你能描述一下你在临床工作和研究领域对家庭治疗的主要贡献吗?
我认为培训、实践和研究必须齐头并进,特别是现在我在亚洲工作,那里还有很多未开发的领域。对我来说,家庭治疗的本质是为了探索可能性而不断创造不确定性的乐趣。在我的工作中,我一直在尝试和融合东方哲学的思想,比如佛教和道教。我认为这些想法是相似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在家庭治疗中对孩子们有着同样的热情,我们也与米努钦有着多年的友谊。为什么儿童在家庭治疗领域如此被忽视?你对儿童在治疗过程中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是的,我们在家庭治疗中对孩子的热情是一样的。在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一个未被探索的子系统——儿童作为疗愈者:与米努钦的对话”,我们讨论了儿童在家庭领域中是如何被如此忽视的。我一直在努力通过测量孩子们的生理反应,如皮肤电导、外周温度和心率,捕捉孩子们对父母的冲突的反应,然后使用这些变化的数值进行治疗探索。我们已经将这个方法应用于儿童呈现的各种问题,不仅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是来自离婚家庭的孩子,或者是多代家庭的孩子。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临床数据,不仅孩子如何应对他们的父母,还有成年孩子对他们年迈的父母的反应。如果可能的话,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与您交流一下如何与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孩子一起工作。如果我们可以在某个地方一起做一个联合研讨会,那将会很有趣!
你是亚洲家庭学会主席,该协会是2012年在你的努力推动下和承诺下创立。你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AAFT的组成,以及这个协会的主要目标,你如何看待未来的家庭治疗发展的?
AAFT主要由亚洲国家和地区组成。目前,我们的会员包括日本、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洲和新加坡。我们每年的年会都在不同的地区举行。特别地,我们有一个圆桌讨论,来自世界各地的治疗师将加入我们,包括您的交流和分享。在过去,家庭治疗的影响主要来自西方。我们也希望从东方向西方发展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
几年前,我曾在吉隆坡与AAFT的同事有过个人交往和联系,最近,我被邀请到台北出席AAFT的第五届会议。亚洲人的活力、好奇心和开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家庭治疗的未来将越来越多地在世界的东方出现。
谢谢你的评论。我当然希望家庭治疗能越来越多地进入世界的东方。你可能会发现世界的东方是以家庭为导向的,所以你不会惊讶地发现,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亚洲的许多个人问题是一种合适的治疗方法。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培训足够的家庭治疗师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你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你能说说你是如何将东西方的经验和哲学融合在一起的吗?
在两地生活多年后,我必须承认,我对东西方文化的视角是模糊的,缺乏文化专家所提到的清晰度。我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细微的差别上,而不是泛泛的,我认为任何临床治疗都是“两种文化”——家庭文化和治疗师文化——的碰撞。
你给年轻一代留下了什么遗产?你想通过这次采访传达给意大利同事的信息是什么?
别以为我有什么遗产。我喜欢意大利的食物和电影,尤其是费里尼对混乱和荒谬的表现。我想在意大利做家庭治疗就像在迷人的气氛中享用一顿丰盛的大餐。我的意大利同事们,羡慕你们丰富的经验,祝你们一路顺风!
-.译者: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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